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快速發展要得益于找到了正確的手段，這個正確的手段就是引入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在短時間內激發了經濟的活力，使得社會創造出巨量財富，我們從此也開啟了財富增長之路。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時候我們還屬于貧窮國家，當時人均收入還不到300美元；而現在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收入已經增長到了9000美元，并且大部分人還擁有住房這種固定資產。
改革開放至今，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建設速度在世界上絕對是屈指可數。雖然成績很顯赫，但問題也不小。從社會結構上來看，中國還沒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中低收入群體數量依然很大，中產階層的數量很小。亞洲那些成功崛起的經濟體，它們不僅實現了經濟的騰飛，還培養了占社會群體70%的中產階層。反觀我們自己，雖然近40年的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中產階層的數量卻沒有上來。
我們之所以沒有形成中產社會，主要是因為國家的收入分配機制出了問題，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中國有著龐大的人口基數，因而這部分“少數人”的絕對數量并不小。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儼然已經是一個富裕社會，但從各個階層的收入來看卻是差距很大，甚至到了今天中國依然有很大比例人處于低收入狀態。
亞洲成功崛起的經濟體之所以會孕育出數量龐大的中產，是因為它們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兼顧了公平，避免了巨大的收入差異的出現。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些經濟體也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收入分配差異也開始逐漸出現。
如今這個時代，不管在哪個國家或地區，中產階層群體是否壯大是衡量這個國家是否富有的一個重要指標，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中產階層的隊伍沒有壯大起來，那這個國家的財富很容易流失掉。中國目前就面臨著這種情況。中國的財富流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量。
第一，財富向海外流出。財富流向海外的現象已經持續了很多年，至今沒有減緩的跡象。在政府控制外匯的時候收斂一下，一旦控制放松就會恢復常態。無論是對外投資、購置不動產，還是存入外國銀行或其他形態，歸根究底，財富離開中國而長駐海外。
第二，財富到處流轉和折騰。財富在海內外倒來倒去，換一個名稱，內資變外資。很多中國企業一旦做大了，就到海外注冊成為海外企業，但實際上海外也沒有多少賺錢的機會，就再到中國投資賺錢。這種身份轉換盡管可能并沒有轉換主人，但財富已經不屬于中國。
第三，財富的浪費。財富的浪費是驚人的。很多企業因為種種原因到海外投資，但海外并不能找到理想的投資環境，造成損失，甚至是完全的失敗。這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
第四，各種類型的腐敗。正如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運動所揭示的，中國腐敗的深度、廣度和額度都是史無前例的。腐敗不僅干擾正常的經濟生活，影響財富的創造，更造成財富的巨大浪費。就官員來說，因腐敗而得來的“財富”是死的，既不敢消費，也不敢存入銀行，往往是東藏西藏。（原標題：為什么我們留不住自己創造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