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365（www.w-bill.com）3月30日訊：本文詳解COVID-19的相關資訊，請看主要內容——

01

歷史演進的偶然與必然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有很多大拐彎。而引發歷史轉向的往往是當時看似并不那么重要的“偶然”。一件事情的歷史意義，往往取決于它發生的時間點以及時代大背景。

沒人能夠預料到，1914 年 6 月 28 日（塞爾維亞國慶）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視察時被暗殺，居然成為第一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這場戰爭約有 6500 萬人參戰，超過 3000 萬人傷亡，并埋下了二戰爆發的種子。

意大利人哥倫布是馬可·波羅的粉絲。1492年哥倫布受西班牙國王派遣，帶著給印度君主和中國皇帝的國書，開始遠航。但他的船隊卻漂到了“新大陸”。世界歷史新的一頁由此打開。

偶然中隱藏著必然。經濟學大師凱恩斯在一戰后就預見了二戰的不可避免。

1919 年初，凱恩斯作為英國財政部的首席代表參加了巴黎和會。他計算出“戰敗國德國所能賠付的最大數額”是 100 億美元。但是最終簽署的《凡爾賽條約》卻給了德國無法承受的懲罰。凱恩斯極為震驚，寫信給英國首相喬治，宣布辭職：“我要逃離這場噩夢。我在這里已經沒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隨后的 3 個月里，凱恩斯奮筆疾書寫就《和平的經濟后果》一書，被翻譯成 12 種語言，6 個月內暢銷 10 萬冊。他憂心忡忡地寫道：

我們中間幾乎沒有人能明確認識到，西歐最近半個世紀所賴以生存的經濟組織具有極其不尋常、不穩定、復雜、不可靠以及臨時性等性質……德國人在瘋狂的幻想和愚蠢的自以為是的鼓動下，徹底顛覆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然而，英法當局卻冒險用這樣一個和平條約去繼續摧毀由德國人首先開始破壞的歐洲秩序。《凡爾賽和約》一旦付諸實施，必將進一步摧毀已經被戰爭動搖和破壞了的脆弱的、復雜的秩序，而它原本應當重建的。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使中歐貧困，我敢預測，我們肯定會得到報復。任何事物都阻擋不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掙扎的革命力量之間的最終戰爭，在這場戰爭面前，最近的德國戰爭的恐怖就顯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論最終的勝利者是誰，這場戰爭都會摧毀我們這一代的文明和進步。

二戰的爆發，以無比沉重的代價告訴我們：經濟學家理智的分析是多么值得政治家聆聽啊。

于無聲處聽驚雷：歷史拐彎處的COVID-19

02

歷史又一次拐彎

COVID-19 疫情帶給世界的沖擊，正在一點點被認知，而它全部的意義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看的清晰和完整。

這場疫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發生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換言之，歷史又一次拐彎處。

拐彎之前的高潮是 2007 年。彼時，所有人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繁榮”之中。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提出一個名詞來詮釋那個時代：

? 中美國（Chimerica）時代

那是中國和美國相互依賴、各取所需的美好歲月。

但是這輪轟轟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看似完美，裂痕實則已經隱現，只是當時無人看清。

? 資本的高流動性與勞動力的低流動性，促成了發達國家“銹帶”的出現，成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土壤。

? 中國民眾的高儲蓄率與美國民眾的高消費率，成為互補的鏡像，也釀成了美國的過度借債消費，引發 2008 年次貸危機的根源就在于此。

? “全球化紅利”轉化成“華爾街紅利”，助長了資本的增值，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加劇，而貧富差距過大歷來是引發社會劇烈變革的根本動因。

其實，2008 年以來，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金融危機，而是社會危機。由于缺乏對于這一點的深刻理解，希拉里稀里糊涂輸給了特朗普。而特朗普的當選又加劇了歷史的轉向。

回顧過去十年，有幾件事情比金融危機更值得關注。

? 2011 年 9 月 17 日開始，美國爆發轟轟烈烈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持續近兩個月之久，最后被警方清場。這場運動的標志性口號“WE ARE THE 99%”非常清晰地傳遞出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嚴重不滿。

? 2014 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出版的《21 世紀資本論》風靡全球，洛陽紙貴。從這本書的名字就不難理解該書的宗旨：重溫馬克思當年的警告。皮凱蒂抨擊了“財富推動一切發展”的觀點，警告長期保持“資本收益率r > 經濟增長率g”的歷史危險性。該書可以說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理論升華。

以希拉里為代表的精英群體未能對歷史潮流的變化保持警覺。而班農幫助特朗普精心策劃的“葛底斯堡演講”，漂亮地擊中了選民的心理穴位，億萬富豪特朗普振臂一呼成為“中下階層”的代言人，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大黑天鵝。

2016 年特朗普意外當選令美國社會措手不及。社會各界急于搞清楚發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特朗普當選的第二天，一本名為《鄉下人的悲歌》的書突然沖上美國亞馬遜圖書銷售總榜第一名。

03

上帝的愚弄

特朗普雖然敏銳地嗅到了時代的氣息，遺憾的是，他不是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高手，相反，他是一個制造問題的“trouble maker”。特朗普擅長的是“煽動”而非“治病”。換言之，他只是利用了民眾的不滿情緒而已，但他的所作所為都并非時代所需要的答案。

出現這一局面并不奇怪。當今時代的重要思想家劉鶴在《兩次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極為深刻地指出一個歷史的悲劇：

? 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

?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后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

20 世紀 30 年代，面對潛伏的社會危機，希特勒訴諸極端民族主義，進而宣揚種族主義，進而啟動戰爭機器。希特勒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制造了更大的問題，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悲劇。